陈文德陶瓷（成长盛烈教育陈文龙：五代德运新论丨202112-41（总第1867期）)

感谢陈文龙老师赐稿 ，本文原载邓小南主编、方诚峰执行主编《宋史研究诸层面》，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75—692页。改正了一个错误，宋朝立五代汉高祖庙时间在景德四年，而非大中祥符四年。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五代德运新论

文丨陈文龙

战国邹衍创五德终始说，自西汉开始，以五德解释王朝更替，成为普遍为人所接受的思潮。11世纪以前，定德运是证明政权合法性和正统地位的重要措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此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规模分裂时期，政权众多，且更替频繁。五代时期的德运之争，均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事件，分析五代的德运问题，可以增加认识五代历史的新面向。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以及罗亮的《五代时期沙陀三王朝国号问题研究》[1]。前文的重点放在宋人如何认识五代，对五代德运本身论述不多，不过刘浦江从长时段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和德运问题，极具新意，笔者关注五代德运问题就是受到刘浦江研究的吸引。罗亮文章集中讨论五代国号与正统的关系，涉及不少关键问题，给本文启发颇多。此前的研究均认为后晋金德、后汉水德，但并没有给出一手的资料证明两朝的德运，这是严重不足。本文在考订后晋、后汉德运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五代后唐以降政权确定德运的逻辑，就其中牵涉到的“禅让与征伐建国”、“胡汉”等问题展开论述，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后晋、后汉德运考

广顺元年（951）正月，后周定本朝德运为木，《旧五代史》卷110云：

司天上言：“今国家建号，以木德代水，准经法国以姓墓为腊，请以未日为腊。”从之……而帝以姬虢之冑，复继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异乎。[2]

后周德运比附姬周，所谓“以木代水”，即以后周木德代替后汉水德。这一说法看似无疑，实际后汉为水德的观点并无更早材料可资佐证。

《册府元龟》卷4亦载上引后周司天监的上奏，编者按语云：

臣钦若等曰：晋承后唐，汉承晋。本文不载承土之德。据周称木德，即是汉为水，晋为金，以继唐土德也。[3]

王钦若等人的按语显示，后晋、后唐德运均是据五德相生说推出来的。这种推论成立，有个前提条件，即当时确立王朝德运是依据五德相生说。在未展开进一步研究之前，需要对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前提保持警惕。

宋朝建立，承后周木德为火德[4]。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四月，右散骑常侍徐铉等人奏议称：

五运相承，国家大事，著于前载，具有明文。顷者，唐末丧乱，朱梁篡代，庄宗早编属籍，继立世功，亲雪国仇，天下称庆，即比梁于羿、浞、王莽之徒，不可以为正统也。庄宗中兴唐祚，重新土运。自后数姓相传，晋以金，汉以水，周以木。天造皇宋，运膺火德。[5]

后唐土德、后晋金德、后汉水德、后周木德、宋火德，这一德运传承谱系被今人普遍接受[6]。

历史上曾有人对后晋、后汉德运提出过质疑。金朝贞祐二年（1214）讨论金朝德运，右谏议大夫兼吏部侍郎张行信云：

石晋一纪，刘汉四年，本史各不载其所王之德，谓之金与水者，无所考据。盖赵氏篡周，不能越近承远，既继周木，猥称火德，必欲上接唐运，以自夸大，故逆推而强配之，以汉为水，以晋为金，而续后唐之土，是皆妄说附会，不可信也。[7]

汉为水，后周时期就这么认为，张氏说法稍有偏差。但他怀疑后晋金德、后汉水德的说法，并认为两朝德运是根据五德相生说推定的，则是卓识。小岛毅也说，后汉是否自己宣称自己为水德，并不确定[8]。这些质疑意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后晋、后汉德运问题。

后晋、后汉德运都可以找到确切的记载，并非“无所考据”，只是证据相对隐晦。弄清后晋、后汉德运，五代各朝确定本朝德运的逻辑就清晰起来。

宋朝认为后晋为金德，这个推论是对的。撰于天福五年（940）的《王建立墓志》云：“及数穷土德，运旺金行，今圣皇帝怀其故人，乃降新命，除授平卢节度使。”[9]“今圣皇帝”即晋高祖石敬瑭，“数穷土德，运旺金行”指后唐的灭亡和后晋的兴起。墓志为一手材料，本朝人记本朝事，不会在德运问题上出错。据祖腊说，金以丑为腊[10]。后晋腊日均在丑日：

（天福八年十二月）乙丑，腊，车驾不出。[11]

（开运二年十二月）丁丑，狩于近郊，腊也。[12]

（开运二年）十二月丁丑，腊，畋于郊。[13]

史籍关于后晋腊日记载都是一致的。后晋为金德说没有疑问。

后晋灭亡前夕，流传一个后晋要北迁的预言，预言本身应是事后之明，不一定可信，但预言内容对我们判断后晋德运非常有用。《旧五代史》卷84云：“是岁（引者注：开运二年），帝每遇四方进献器皿，多以银于外府易金而入，谓左右曰：‘金者贵而且轻，便于人力。’识者以为北迁之兆也。”这些金子最后均被契丹掠夺到北方，“北迁之兆”可以简单这么认为。这个预言应该还有深层次的意思，“金”除了指金子，还可代表后晋的德运，金子便于人力，容易运到北方，实际预示着后晋皇帝的北迁[14]。后汉高祖刘知远天福十二年六月抵达开封，大赦文有“金行失驭，天骄纵暴”句[15]，“金行失驭”即指后晋的灭亡。后汉在讨论修晋高祖、晋少帝实录时，多次提及后晋为金德，见下文。

众所周知，两晋为金德[16]。后晋德运为金，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是按五德相生说，后晋承后唐土德为金德；二是后晋的德运与此前的两晋一致。两晋不像周、汉、唐那样值得夸耀，后晋国号和德运均与两晋相同一事很少被提及，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后晋在确立德运时有这一层面的考虑。据后晋官方资料，石敬瑭为卫大夫蜡、汉丞相奋之后[17]，石奋居温县[18]，而温县是司马氏晋国号的由来。《通鉴》卷79胡三省注云：“司马氏，河内温县人……以温县本晋地，故以为国号。”[19]后晋德运确立，和两晋德运为金是有关联的。

后周将后汉德运定为水德，实际并非如此，后汉应为火德。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宰相窦贞固建议修后晋高祖、少帝实录，奏云：“虽金德告衰，盖归历数，而炎灵复盛，固有阶缘。”“金德”指后晋，“炎灵”即德运为火德的后汉政权。朝廷采纳了窦贞固的意见，下诏修后晋实录：

五运相承，历代而犹传凤纪；百王垂训，继明而具载鸿猷。况今司契御乾，握图纂极，事每循于师古，政必究于化源。迨自金行，成兹火德，所请编录，庶补阙文。其晋朝实录，宜令监修国史苏逢吉与史官贾纬、窦俨、王仲等修撰呈进。[20]

后晋为金德，根据五德相胜说，火克金，后汉为火德。“迨自金行，成兹火德”，这是关于后汉德运最明确的记载。

马从徽卒于后汉乾祐元年五月，葬于后周广顺二年八月，《故凤翔节度行军司马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扶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马公（从徽）墓志铭并序》云：

自天福至乾祐，晋汉之代也……金行失御，炎灵改卜。[21]

后晋金德、后汉火德，说得很清楚。马从徽虽葬于后周，墓志中仍保持了后汉火德的说法。墓题无国号，推测墓志写于后汉时期，后周时期刻石。

后汉定德运为火，主要是比附两汉，与后唐确定德运的逻辑一样。刘知远与两汉统治者同姓，此前的后唐亦是根据统治者的姓氏确立本朝国号和德运，刘知远的这一做法可看作沙陀集团共享文化的一部分。后汉的诏令反复强调后汉政权与两汉的关系。天福十二年六月，刘知远抵达开封，颁布赦文云：“朕以肇兴宝历，克嗣炎精，遐追雍、洛之宏规，仰仗高、光之盛烈，其国号宜改为大汉。朕始事晋，以至开国，虽易服建号，固有通规，念旧怀恩，未忍改作，其年号仍旧称天福。”“炎精”即火德，雍、洛为西汉首都长安和东汉首都洛阳，高、光则指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汉隐帝即位制云：“我国家本惟尧之洪绪，袭有汉之耿光，历数有归，讴歌所属。”[22]汉为尧后火德，这是西汉中叶以后的常识。

后汉灭亡，后汉宗室在太原建立北汉政权，北汉为后汉的继续，德运亦为火德。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三月，周与北汉在高平大战，“北汉兵大败，北汉主自举赤帜以收兵，不能止。”胡三省注云：“北汉虽出于沙陀，自谓刘氏，纂高、光之绪，故旗帜尚赤。”[23]胡三省认为北汉“尚赤”是继承两汉，此说不误，但仍有未达之一间。北汉德运主要承袭后汉，远绍两汉而已。刘知远建国，“易服建号”，“服”即服色，包括旗帜在内的颜色都与德运保持一致。

综上，后汉应为火德，而不是传统所说的水德，五代北方中原政权的德运如下（见表1）：

表1

二、德运、“胡汉”与两种王朝建立模式

五代时期中原政权德运的确立，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王朝的建立模式，通过禅让建立的政权，和通过征伐建立的政权，处理本朝和前朝德运关系的方式不同；二是统治阶层所属集团以及该集团共享的文化传统。

从形式上看，后梁和后周，以及此后的宋朝，都是通过禅让模式建立的政权。禅让以承认前朝德运为前提，故以禅让建立的政权，均要保证德运确立符合五德相生说。而后唐、后晋、后汉是通过征伐建立的政权，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本朝德运的确立不一定遵从五德相生说。德运的确立方式，与王朝的建立模式有关。

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统治者同出于河东集团，均属沙陀人。沙陀人与汉人杂居，随着汉化的加深，都会通过比附中原汉姓来建立文化上的认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后唐郭崇韬以郭子仪为先祖[24]。古代“国”是“家”的扩大，既然沙陀人可以通过比附汉姓确立认同，“变家为国”后，在皇族世系和德运方面比附此前汉人政权，是被普遍认可的行为。

李存勖推翻后梁政权后，新政权以唐为国号、德运继承李唐的土德，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结果。河东集团与后梁政权长期敌对，后唐建立后不承认后梁政权的合法性，五德相生说无用武之地。后梁取代唐朝后，不仅后梁德运是金，很多其他割据政权也定德运为金，前蜀、杨吴德运均是金[25]，凤翔李茂贞政权、刘守光燕政权德运也可能是金[26]。代唐朝土德的金德已被用滥，而且让后唐和政敌后梁的德运一样，也是不可接受的事。留给后唐的选择只有继承唐代的土德。这一做法也可从历史上找到先例，新莽结束了西汉政权德运，东汉却继承西汉的火德[27]。后唐确实是将自身和东汉相比拟。庄宗平汴州后下制云：“仗顺讨逆，少康所以诛有穷；缵业承基，光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王猷，经纶于草昧之中，式遏于乱略之际。”[28]同为中兴之主，东汉刘秀可以继承前汉的火德，后唐自然可以继承唐的土德。庄宗在制书中强调了自己的宗室身份，即位改元同光大赦文云：“以朕籍系郑王，志存唐室，合中兴于景祚，须再造于洪基。”[29]

后唐宗庙神主设置也以怪异著称[30]。后唐宗庙构成如下（见表2）[31]：

表2

后唐宗庙维持了“追三祖于先远，复四室于本朝”的局面[32]，后唐将唐代称为“本朝”。宗庙如此设置，无非是坐实唐朝与后唐的关联，这和沙陀人依附汉姓的性质一样，国、家之别而已。

后唐的做法，既引起了批评，也有赞同和效仿。唐明宗即位，原后梁官员即提议修改后唐的国号和德运：

所司议即位仪注，霍彦威、孔循等言：“唐之运数已衰，不如自创新号。”因请改国号，不从土德。帝问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锡姓宗属，为唐雪冤，以继唐祚。今梁朝旧人，不愿殿下称唐，请更名号。”帝曰：“予年十三事献祖，以予宗属，爱幸不异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难解纷，栉风沐雨，冒刃血战，体无完肤，何艰险之不历。武皇功业，即予功业，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且同宗异号，出何典礼，历之衰隆，吾自当之。众之莠言，吾无取也。”[33]

改国号、德运一事虽被搁置，此问题的提出，反映原后梁官员对后唐之不满[34]。这里不仅有一般意义上前朝官员对新朝的不适应，也有不同集团成员享有的文化传统之差别。《旧五代史》卷31《庄宗纪五》及卷142《礼志上》均记到“时议”对后唐庙制的批评[35]，前者的史源可能是《庄宗实录》，后者则源自《闵帝实录》，修撰者均有张昭远（亦即张昭）。[36]张昭远熟读历代史书，“能驰骋上下数千百年事”[37]，且以正直著称，他对沙陀为依附中原汉姓而在宗庙中的非驴非马设置自然不以为然。

后晋石敬瑭以太原起家，契丹册石敬瑭为皇帝诏云：“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旗，宜以国号曰晋。”[38]国号“晋”主要与河东太原有关。石敬瑭还自称汉丞相石奋之后，石奋居河内温县，两晋皇室司马氏亦为河内温县人。后晋德运与两晋德运同为金，应不是巧合。后唐土德，后晋金德，符合五德相生说。因不违背五德相生说，后晋德运比附两晋，显得极其自然。只是依附在两晋历史上的文化资源有限，继承两晋德运没有公开宣传的价值，故而基本看不到后晋比附两晋的史料。天福二年讨论庙制，关于要不要立始祖庙，最后听从张昭远的建议，仅立四亲庙[39]。后晋不立始祖庙，主要不是理论和学说的问题，而是实际难题。石敬瑭自称卫大夫蜡、汉丞相奋之后，但二者既非直系祖先，也没当过皇帝，不适合进入宗庙[40]。后晋对后唐在德运和庙制方面的做法是承认的，天福四年九月，以唐明宗之子李从益为郇国公，为二王后，“奉唐之祀”，另一二王后是隋之酅国公；十一月，洛阳立唐高祖、太宗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41]。太常礼官开始提出立唐庄宗、明宗、闵帝三庙，朝廷下诏立唐五庙：

庄宗立兴复之功，明宗垂光大之业，逮乎闵帝，实纂本枝。然则丕绪洪源，皆尊唐氏，继周者须崇后稷，嗣汉者必奉高皇。将启严祠，当从茂典。宜立高祖、太宗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42]

后晋与后唐出自同一集团，后晋继承后唐观念，将后唐和唐看作一体。

后汉继承两汉火德，模仿此前做法，延续了沙陀人的政治传统。后汉统治基础非常薄弱，《旧五代史·汉高祖纪》赞云：“帝昔莅戎藩，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43]以刘姓比附汉朝是惯常做法，在契丹统治中原时期，能起到团结反契丹力量的作用。后汉德运确立时间在天福十二年六月。天福十二年二月，刘知远在太原即位；六月至开封，改国号为汉，大赦文有“肇兴宝历，克嗣炎精”语；次年正月改元乾祐，二月刘知远去世；乾祐元年二月汉隐帝即位大赦提出访求唐、晋两朝子孙以为二王后[44]。即位、定国号德运、改元、立二王后，一般在开国时同步进行，后汉却用了一年时间。立二王后需要理顺本朝和前面两个政权的关系，后汉定本朝德运为火德，后唐、后晋德运为五德相生，后晋、后汉德运却是五德相胜，从德运方面难以理顺后唐、后晋、后汉关系。

天福十二年闰七月，后汉仿效后唐，在宗庙中立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庙室，与四亲庙组成六庙。宗庙立汉代皇帝庙室，由太常博士段颙提出，经百官集议，由吏部尚书窦贞固等确认[45]。同年九月，权太常卿张昭奏改宗庙六室乐名及改《十二和乐》[46]。不太清楚张昭是否参与后汉宗庙庙室设置的讨论，推测即使参加了，他的意见也不会起作用。马端临评后唐、后晋、后汉宗庙设置云：

按后唐、晋、汉皆出于夷狄者也。庄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远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华胄自诡，故于四亲之外，必求所谓始祖者而祖之。张昭之言议正而词伟矣。至汉初，则段颙、窦正固之徒，曲为谄附，乃至上祖高、光，以为六庙。然史所载出自沙陀部之说，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47]

后唐、后晋、后汉比附此前中原政权，是沙陀入主中原后“欲以华胄自诡”，这个说法是有见地的。

以上是以征伐得国的三个政权，下面再看通过禅让建立的政权。禅让其实只是形式，背后都离不开前期武力征伐的基础。但形式是重要的，以禅让建国者，前朝和本朝德运必须符合五德相生说。后梁以金德代唐土德，相关史实清楚，无需再论。后周定本朝德运为木，为符合以木德代水德的五德相生学说，改后汉火德为水德。

后周建立者郭威虽为汉人，但出身卑微，“幼随母适郭氏，故冒其姓焉”[48]。后长期任职于石敬瑭、刘知远麾下，为刘知远的腹心臣僚。成长于这一环境下，郭威熟悉后唐以来国号和德运确立的模式。郭为姬姓之后，这在当时是常识性知识[49]。姬姓之后是郭威确立国号的重要依据，即位诏书云：

朕本姬室之远裔，虢叔之后昆，积庆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于百世，大命复集于眇躬，今建国宜以大周为号，可改汉乾祐四年为广顺元年。[50]

通过姬姓之后来比附西周王朝，这一做法是后唐以来的惯例。后周还利用了若干天象来解释本朝的兴起：

时议者曰：“昔武王胜殷，岁集于房；国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脱于邺，大衍之数,复得《明夷》，则周为国号，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张，占者云，当有帝王兴于周者。

四星相聚，被认为是改朝换代的天象；四星所聚方位对应地上的位置，即帝王兴起之地。丁未岁即天福十二年，据《星经》，“柳、星、张，周之分野，三河”[51]。四星聚于张，被认为是有帝王兴于周的天象。

郭威以郭为姬姓之后定国号为周，并试图证明周的兴起符合天象，又沿袭周的木德。但后周木德，和后汉的火德，没法建立两者的关联。通过禅让形式建立的政权，前朝和本朝德运必须符合五德相生说。为解决这一矛盾，后周只得改后汉德运为水。后周这么做，有两方面的考量。首先，为本朝木德打下坚实的基础。所谓的“五运相承”，历史上更常见的是五德相生。将后汉德运改为水德，理顺了晋、汉、周的德运关系，后周德运为木就变得无可置疑，同时也与姬周、宇文周以木代水一致。其次，北汉沿袭后汉火德，通过篡改后汉德运，否定太原北汉政权的合法性。

后周建立之初，宗庙仅立四亲庙[52]，但对后汉宗庙制度予以尊重，《五代会要》卷3云：

周广顺元年二月，太常礼院上言：“准敕：‘迁汉庙入昇平宫。’其唐、晋两朝皆五庙迁移。今汉七庙，未审总移，为复祇移五庙？”敕：“宜准前敕，并移于昇平宫。”[53]

汉七庙即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四亲庙和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宗庙立始祖，是完全可行的，此前武则天称帝时，天授元年（690）九月立七庙，以周文王为始祖，同时立六亲庙[54]。后周仅立四庙，意味着放弃将本朝亲庙和前朝帝王放在一起的做法，抛弃了后唐以来的传统。

后周是一个转折点，既承旧，又开新。后周继承了后唐以来的惯例，同时又大胆地将后汉德运改了，使得后唐以降诸政权德运完全符合五德相生说。后周这么做，掩盖了后周沿袭惯例的做法，同时也瓦解了这一惯例。后唐以来的惯例是先据姓氏定国号，所定国号均是此前已有过的，然后通过比附前朝确定德运。后周改后汉德运为水，再加后晋德运确立本来就符合五德相生说，后唐以来的惯例就变得模糊不清，五德相生说成为解释此时德运的唯一模式。

宋朝建立，比附此前朝代德运的做法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建隆登极赦文》云：

五运推移，上帝于焉睠命；三灵改卜，王者所以膺图。朕起自侧微，备尝艰苦……昔汤武革命，发大号以顺人；唐汉开基，因始封而建国。宜国号大宋，改周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55]

《宋会要辑稿》礼54所载诏令与此有文字之别，“朕起自侧微，备尝艰苦”作“朕早练龙韬，常提虎旅”[56]。陈学霖认为前者为原件，后者是经过修饰之史册移录[57]。此说可从。在诏令原件中，赵匡胤不再攀附前朝皇族姓氏，勇于承认“起自侧微”这一事实，因赵匡胤曾任归德军（宋州）节度使，定国号为“宋”，承后周木德而为火德。宋朝曾讨论，本朝德运是不是要否定五代，继承唐朝土德为金德，或者直接“绍唐土德”[58]。如果按照后唐以降四朝的惯例，宋为商后，商为水德[59]，宋朝应该为水德，但宋人从未提及这种说法，可见后周对惯例的否定是多么地彻底和成功。

建隆元年（960）正月，听从张昭的建议，宗庙立四庙。张昭云：

隋文但立高、曾、祖、祢四庙而已。唐因隋制，立四亲庙，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为折衷。[60]

五代后唐以降宗庙设置，张昭大多经历过，他有意忽视后唐、后汉的怪异做法，笼统地说梁氏而下均是立四庙，他希望宋朝延续后周的做法，回归隋唐旧制，而非重现后唐以后的新传统。

三、余论

后唐比附唐朝，定国号为“唐”，同时沿袭唐代土德。这开创了一个传统：通过姓氏比附此前已有过的朝代以定国号，同时沿袭比附朝代的德运。后晋国号主要由于石敬瑭以太原为基地起家，但也有以姓氏比附两晋的可能；后晋德运金，后唐、后晋德运符合五德相生说，同时后晋与两晋同为金德，这也不能排除后晋沿袭两晋德运的嫌疑。后汉为火德，与两汉德运一致，这完全符合后唐开创的依姓氏定国号、沿袭比附朝代德运的传统。后周木德，以郭为姬姓之后比附姬周，同时沿袭周的德运。后周通过禅让建立政权，前朝与本朝德运必须符合五德相生说，为了理顺与前朝德运的关系，后周将后汉火德改为水德。这一改动，掩盖了后周比附姬周确定德运的事实[61]，再加后晋德运与两晋的关系相对模糊，后唐开创的定国号、德运传统变得暗淡，也为后一朝代彻底跳出传统开创了条件。宋朝建立，国号和德运的确立均不用比附此前朝代。

对五代德运的新考订，能丰富我们对已有议题的认识。五代时期的大历史背景是“胡/汉”语境的消解[62]，沙陀政权采用五行德运，并用这套系统来解释历史，这是“胡汉”语境消解的一个方面。同时也要看到，沙陀人对德运的理解与汉人是不同的。他们建立中原政权时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63]，需要比附此前朝代确立德运，五德相生或相胜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后周统治者为汉人，但也受到后唐以来政治传统的影响。三个先后相续的沙陀政权，他们的德运分别是后唐土、后晋金、后汉火，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后周不惜改后汉德运，以比附周朝，确立本朝的木德，这也非常怪异。进入中原的北族政权，同时受中原和北族两种传统的影响，他们模仿中原传统，也会因实际政治需求或理解方面的偏差，对中原传统作出改造。从长远看，沙陀人均已融入华夏集团，却不能忽视在具体历史进程中沙陀人身份给历史带来的影响。

“走出五代”是理解宋史的又一重要议题[64]。这个议题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元，关注的对象有异，“进入”及“走出”五代的时间点是不同的，讨论具体问题时要具体分析。另外更要明确以下问题：就我们研究的具体课题而言，什么是“五代”？“进入”及“走出”的标志是什么？“走出五代”不应泛化，不能把什么内容都当作五代特色，然后把宋朝的改变看作“走出五代”。就德运问题而言，后唐是建立五代传统的起点，后周既沿袭了传统、也在改造传统，宋朝建立最终走出五代。

后周改后汉火德为水德，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五代德运的困难。而在宋朝，关于五代的资料是丰富的，宋朝可以看到后汉为火德的记载，考订后汉为火德的资料基本都出自宋人所编《册府元龟》。但宋朝却维持了后周对后汉德运的改造，理由有两点：

第一，后周、宋为同一集团，与北汉均是敌对关系。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宋太宗云：

往者刘继元盗据汾、晋，周世宗及太祖皆亲征不利，朕决取之，除心腹之患，为世宗、太祖刷耻，擒刘继元致阙下。[65]

北汉构成后周、宋的“心腹之患”，而北汉沿袭了后汉的德运，宋初没有恢复后汉火德的动力。

新王朝建立，一般要立二王后，宋仅立周帝为郑王，“以奉周嗣”[66]。没有立后汉之后的举措。周郑王死后，后周陵庙无后周子孙专奉祭祀，嘉祐四年（1059）四月，因仁宗无子，著作佐郎何鬲认为，“本朝受周天下，而近代之盛，莫如唐。自梁以下，皆不足以崇袭”，建议“考求唐、周之苗裔，以备二王之后”。太常礼院商议后上奏云：

今推次本朝之前二代，即当立汉与周后。又缘古者立二王后，不惟继绝，兼取其明德可法。五代草创，载祀不永，文章制度，一无可考。如上取唐室，又世数已远，于经不合。惟周则我朝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废。

最后选立周之子孙，“专奉庙享”[67]。何鬲建议立唐、周之后为二王后，认为梁以下不值得立为二王后，太常礼院则认为，宋之前为后汉、后周，后汉政权不符合“明德可法”这一条件，因而后汉不适合立为二王后[68]。

建隆元年正月丁巳，“命宗正少卿郭玘祀周庙及嵩、庆二陵，因诏有司以时朝拜，著于令”[69]。乾德四年（966），给前代帝王置陵户，其中梁太祖、后唐庄宗、明宗、后晋高祖均置守陵两户[70]。宋初遍祀前朝有代表性的皇帝，唯独没有后汉。直到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二月才诏令官府以时致祭五代汉高祖陵[71]。

第二，在宋初，后周正统性对宋的合法性至关重要；五代诸政权，后周统治是较为成功的，宋不便、也没必要改后周德运。太平兴国九年四月，徐铉等人反对赵垂庆提出的宋当继唐土德为金德，奏云：“且五运代迁，皆亲承授，质文相次，间不容发，岂可越数姓之上，继百年之运，此不可之甚也。”[72]强调后唐以降的德运是“亲承授”，后周木德是宋火德合法性的源头。天禧四年（1020），光禄寺丞谢绛建议宋当绍唐土德，大理寺丞董行父提议宋应为金德，两制讨论后认为：“太祖实受终周室，岂可弗遵传继之序。”[73]后周理顺了后唐以降四朝的德运关系，这对宋政权是有利的。宋初君臣不会为了恢复后汉德运，干有损政权合法性的事。到了北宋中叶，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展开，五代正统地位都被否定了[74]，当然也没必要斤斤计较后汉是火德还是水德。

后汉火德的事实在宋朝不会被提及，大概和宋朝是火德有关。天圣二年（1024）十一月，王钦若等奏上皇帝尊号册文，有“于铄有宋，肇开炎历”语[75]，类似说法还很多。德运是周而复始的，德运相同的朝代非常多。但宋和后汉离得太近，让宋和后汉德运一致，于宋总归不体面。宋朝士大夫勇于“疑经”，其中所体现的理性求实精神值得赞赏。但涉及本朝正统的大事，求实精神退居次位，讲政治就变得重要起来，这在当时应是一种更切实际的“理性务实”。

附记：感谢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本文初稿曾在2015年秋江浙沪宋史沙龙上讨论过，得到朱溢、谷继明的指正。修改稿先后得到了罗亮、尹承、邱静嘉、苗润博、方诚峰的指正。特此致谢！

注 释

[1] 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11卷，执行主编：邓小南、荣新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又收入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罗亮《五代时期沙陀三王朝国号问题研究》，《学术研究》2018年第12期。

[2]《旧五代史》卷110《周书·太祖纪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99页。

[3]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4《帝王部·运历》，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建隆元年三月壬戌：“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页。

[5] 《长编》卷25雍熙元年四月甲辰，第577页。

[6] 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40—41页。

[7] 《大金德运说》，《大金集礼》附录五，任文彪点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20页。

[8] 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何晓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9] 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321页。王建立任平卢节度使在天福二年，见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8页。

[10] 徐坚等：《初学记》卷4《岁时部下·腊第十三》引《魏台访议》：“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终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页。

[11] 《旧五代史》卷82《晋书·少帝纪二》，第1260页。

[12] 《旧五代史》卷84《晋书·少帝纪四》，第1292页。

[13] 《新五代史》卷九《晋本纪九》，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12页。

[14] 开运三年正月，后晋铸天下合同印、书诏印、御前印，并用黄金为之；后来这三方金印与传国宝都随出帝北迁。参看《旧五代史》卷84《晋书·少帝纪四》，第1293页；同书卷85《晋书·少帝纪五》，第1307页。以黄金为三印，可能与后晋金德有关。

[15] 《册府元龟》卷95《帝王部·赦宥》，第1040页。

[16] 东晋为“偏安”政权，两晋的重点应在维持统一局面的西晋。由于两晋德运均为金德，本文不再细分西晋、东晋。

[17] 《旧五代史》卷75《晋书·高祖纪一》，第1139页。

[18] 《史记》卷103《万石张叔列传》：“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45页。

[19] 《资治通鉴》卷79《晋纪一》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91页。罗亮最先指出，石晋与司马晋均是以籍贯所在地确定国号，见罗亮：《五代时期沙陀三王朝国号问题研究》，第121页。

[20] 《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第6390页。

[21] 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第491页。此条材料承罗亮博士告示，特此致谢！

[22] 本段引文均出自《册府元龟》卷95《帝王部·赦宥》，第1041、1043页。

[23] 《资治通鉴》卷291显德元年三月癸巳，第9505页。

[24] 《旧五代史》卷57《唐书·郭崇韬传》，第892页。

[25] 前蜀德运见秦再思：《洛中记异录》，王河、真理整理：《宋人佚著辑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又参看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39页。杨吴德运见《资治通鉴》卷270，后梁贞明五年四月戊戌，第8843页。

[26] 李茂贞妻刘氏墓志：“属土运之缀旒，据金方而投袂。”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第400页。因提到唐代的土运，这里的“金方”不仅指西方，还可能指凤翔政权德运。《梁汉颙墓志》有“下金燕”一语，见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第381页。

[27]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宋高宗去世，当时臣僚讨论庙制，曾说：“今议者不过引光武为比，太上皇帝（引者按：指宋高宗）中兴大业，虽与光武同，然汉自高祖至于平帝，国统中绝。”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太庙景灵宫天章阁钦先殿诸陵上宫祀式》，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1页。十六国时期的刘渊，也否定魏晋德运，宣称承汉的火德，见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48—49页。这一事件影响太小，应不是后唐历史知识的组成部分。

[28] 《旧五代史》卷30《唐书·庄宗纪四》，第473页。

[29] 《册府元龟》卷92《帝王部·赦宥》，第1013页。李存勖祖父李国昌赐姓李氏，“仍系郑王房”，见《旧五代史》卷25《唐书·武皇纪上》，第382页。

[30] 朱溢：《唐宋时期太庙庙数的变迁》，《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期，第134页。

[31] 唐庄宗时期的宗庙构成，见《旧五代史》卷29《唐书·庄宗纪三》，第461页。唐明宗、闵宗时期的宗庙构成，参看《旧五代史》卷142《礼志上》，第2210—2211页。唐末帝时期的宗庙构成不详，疑维持闵宗时期的原貌，末帝不承认闵帝帝位，闵帝是不可能入后唐宗庙的。

[32] 《旧五代史》卷142《礼志上》，第2210页。

[33] 《旧五代史》卷35《唐书·明宗纪一》，第561页。

[34] 窦梦征后梁时期为翰林学士，唐庄宗即位，“以例贬沂州”，“居尝感梁末帝旧恩，因为《祭故君文》云：‘呜呼，四海九州，天迴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当革故以鼎新，若金销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竞’云。”见《旧五代史》卷68《唐书·窦梦征传》，第1054页。唐明宗时期，御史大夫李琪奉敕撰《霍彦威神道碑》，“琪，梁之故相也，叙彦威仕梁历任，不言其伪”，诏令改撰。见《旧五代史》卷58《唐书·李琪传》，第907页。原后梁官员在后唐有不满情绪，不是个别现象。

[35] 《旧五代史》卷31《唐书·庄宗纪五》，第487页；同书卷142《礼志上》，第2210—2211页。

[36] 天成四年十一月，史官张昭远等上《庄宗实录》30卷，见《旧五代史》卷40《唐书·明宗纪六》，第636页。显德四年正月，张昭建议修《闵帝实录》等，见《旧五代史》卷117《周书·世宗纪四》，第1805页。张昭后撰成《闵帝实录》，见《宋史》卷263《张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91页。

[37] 《宋史》卷263《张昭传》，第9086页。

[38] 《旧五代史》卷75《晋书·高祖纪一》，第1149页。

[39] 《旧五代史》卷142《礼志上》，第2211—2216页。

[40] 《旧五代史》卷31《唐书·庄宗纪五》：“议者以中兴唐祚，不宜以追封之祖杂有国之君以为昭穆。自懿祖已下，宜别立庙于代州，如后汉南阳故事可也。”第487页。上文已指出，这段话可能来自《庄宗实录》，张昭远是作者之一。据“议者”看法，李存勖的直系祖先，因没当过皇帝，不宜与“有国之君”混杂在一起。卫蜡、石奋既没当过皇帝，也不是直系祖先，放进宗庙会引起非议。

[41] 《旧五代史》卷78《晋书·高祖纪四》，第1200—1201页。参看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36—37页。

[42] 《册府元龟》卷174《帝王部·修废》，第1939—1940页。

[43] 《旧五代史》卷100《汉书·高祖纪下》，第1567页。

[44] 《旧五代史》卷99《汉书·高祖纪上》，第1549页；同书卷100《汉书·高祖纪下》，第1558—1559、1566—1567页；同书卷101《汉书·隐帝纪上》，第1570页。

[45] 《旧五代史》卷142《礼志上》，第2217页。

[46] 《旧五代史》卷144《乐志上》，第2247—2249页。

[4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3《宗庙考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46页。

[48] 《旧五代史》卷110《周书·太祖纪一》，第1685页。

[49] 林宝：《元和姓纂》卷10“郭”：“周文王季弟虢叔受封于虢，或曰郭公，因以为氏。《公羊传》云：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岑仲勉校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47页。

[50] 《旧五代史》卷110《周书·太祖纪一》，第1696—1697页。

[51] 《史记》卷27《天官书》张守节《正义》引，第1604页。

[52] 《旧五代史》卷142《礼志上》，第2217—2218页。

[53] 《五代会要》卷3《庙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54] 《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0—91页。

[55] 吕祖谦编：《宋文鉴》卷32，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3页。

[56]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4之1，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49页。

[57] 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出版，1993年，第7—8页。苗润博认为，宋朝诏令分两个系统，诏令系统和官修史书系统，前者保存了诏令原貌，后者则多有改易，见《再论宋太宗即位大赦诏——诏令文书流传变异的文献学考察》，《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58] 相关讨论参考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59] 商为水德，周为木德，均是汉代谶纬的说法，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0页。

[60] 《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己巳，第8页。

[61] 后周比附姬周确立德运，今人多不看重这一点，认为后周主要是依木德代水的五德相生说定德运。

[62] 关于五代“胡/汉”语境的淡化，参看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第57—60页。又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82—94页。

[63] 邓小南指出，郭崇韬、石敬瑭等攀附“流品”，“反应出当时影响该群体的特定文化心理，实际上也是他们骤然面对中原传统文明而不够自信的表现”。见《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123页。单个的沙陀人是如此，作为整体的沙陀政权亦是如此。

[64]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二章。

[65] 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27，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戊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2页。

[66] 《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69，第2922页。

[67] 《宋会要辑稿》崇儒7之72，第2925页。又参看《长编》卷189嘉祐四年四月癸酉，第4560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0：“先是，诏周后柴氏每遇亲郊，听奏补一人充班行。至是，或上言：‘皇嗣未生，盖以国家未如古礼封二王后。’”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0—191页。

[68] 司马光曾建议改立郭氏为周后，这一意见被否定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3《崇义公》：“崇义公，周后也。仁宗嘉祐中，择使臣柴咏者封之。咏于世宗为从孙，熙宁中，司马公为西台留台，请废咏而立郭氏后。王介甫为上言：‘岂可使世宗以得天下之故，易其姓。’乃不行。”第98页。

[69] 《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丁巳，第7页。

[70] 《宋大诏令集》卷156《前代帝王三年一享诏》，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85页。

[71] 《长编》卷65，景德四年二月庚寅，第1446页。

[72] 《长编》卷25雍熙元年四月甲辰，第577—578页。

[73] 《长编》卷95天禧四年五月甲戌，第2194—2195页。

[74] 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46—50页。

[75] 《宋会要辑稿》礼49之13，第1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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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