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主题电影的名字（教育成长记事成长叙事在中国教育题材电影中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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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御史流芳
编辑|御史流芳
«——【·前言·】——»
中国教育题材电影发展七十余年，电影主题跟随社会语境的发展不断变化中国教育题材电影聚焦教育个体的成长，关注乡村教育的艰苦，关爱留守儿童展现成长的多元形态.
并从创伤性体验中透析当下中国教育体制中的现实挑战中国教育题材电影不仅关注学校教育，也对家庭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体现了中国教育题材电影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反思。
教育题材电影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电影，人物的成长经历具有戏剧性和启发性叙事在人物成长弧线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中实现推进,成长叙事也贯穿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中。
成长叙事主要呈现人物的成长经历，以及个人意识在自我与外界作用下的构建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教育题材电影中关注教育个体成长，教育个体可以分为受教育者与教育者。
教育题材电影关注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多元化发展,同时记录教育个体的心灵漫步,并在冷静的观察中提出教育反思成长贯穿在人的每个生命阶段。
而教育题材电影关注个体成长，引发观众广泛的情感共鸣,通过展现教育过程中各教育个体的成长过程来实现对各个年龄段群体的教育目的。
«——【·受教育者的多元化成长·】——»
在中国教育题材电影七十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时刻保持着与社会群体的密切联系，涵盖了多个年龄段的受教育者。
依据生理年龄可以将受教育者分为儿童和青少年，在展现儿童与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依托不同的时代氛围和创作环境，中国教育题材电影充分体现出成长的丰富性。
儿童的成长过程富有趣味性，而青少年的成长具有丰富性和不可预知性。通过透析二者在不同时期的成长经历也可以给予外界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关照。
儿童是家庭凝聚的核心，也是国家的希望，中国教育题材电影在展现儿童的成长过程时，较多地选择表现儿童成长富有朝气、团结向上的一面，并通过故事情节和电影语言来营造儿童纯洁无瑕的生长环境。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里，中国涌现出了如《祖国的花朵》《哥哥和妹妹》等以儿童为受教育者的优秀教育题材电影。
《祖国的花朵》围绕着同学之间应该团结互助，而不是孤立排斥的主旨构建故事情节。
讲述了北京小学生的校园生活中，两位“不合群”的同学最后在班级同学的帮助和志愿军叔叔的鼓励下加入了少年先锋队的故事。
表现了学生、解放军志愿者、老师之间深厚的情谊，呈现了小学生在老师和少先队的教育培养下，形成集体主义思想的过程。
《哥哥和妹妹》则讲述了勤奋的哥哥如何帮助妹妹改掉懒惰的坏毛病，取得优异成绩的故事。
展现了新中国儿童思想进步、富有朝气的积极面孔。红领巾和少年先锋队成为新时代、新风貌、新面孔的象征。
新中国的小主人公以佩戴红领巾作为获得集体荣誉感的标志，以加入少年先锋队作为奋斗目标。
红领巾与少年先锋队作为新中国的先进时代符号，在影片的叙事效果中不断强化，同这一时期的国家气质互为表里。
在《哥哥与妹妹》中，家庭成为表现新时代儿童的主要表征空间，同时也将家庭教育引入到电影的教育思考中《哥哥和妹妹》没有过度夸大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叙事，也没有借儿童的“酒杯”浇灌政治。
只是关注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家庭矛盾以及解决方法 (父亲出差缺席母亲忙于工作、奶奶倾向溺爱、妹妹小朵养成不良习惯等)。
展现了儿童天真浪漫、积极乐观的生活常态，使儿童形象不再僵化刻板，也更贴近了生活。
改革开放掀起了中国社会焕然一新的面貌，思想解放成为时代主流，在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指示下，电影界也积极展开了电影叙事的讨论，使得这一阶段的电影与新中国成立时期相比有了更为大胆和创新的变化。
变化之一就是在叙事中将集体叙事为主过渡为个人叙事为主，尤其在教育题材电影中，以某个学生为叙事切入点成为了电影叙事的主流。
如果说上一阶段的申影在呈现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上显示出刻板化、程式化的倾向，那这一阶段的电影则具有朴实性和真实性的特征。
这一时期表现儿童成长经历的影片有《孩子王》《烛光里的微笑》《凤凰琴》等，在人物选择上更多倾向于农村地区的儿童，所以电影题材也向边缘题材靠拢。
电影多表现农村儿童在贫瘠的教育环境中艰苦的学习经历，歌颂农村儿童朴实、苦中作乐的优良品质，忧心农村儿童落后的学习环境。
在《背起爸爸上学》中，广袤贫瘠的黄土高坡与石娃一家贫困的生活条件相呼应。
石娃在抓闻中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姐姐只能早早出嫁，为家中父亲减轻负担。在倾盆大雨中石娃目睹了同班同学被河流淹没的惨状，上学变成了他心中万般抗拒的天堑。
最终在父亲的理解与帮助下，父亲背起石娃过河上学，石娃也懂得了学业在父亲眼中的重要，也懂得了父亲从不溢于言表的爱。
在《孩子王》与《凤凰琴》中，电影随着支教老师的视角来展现山村儿童的生活面貌，通过老师的“闯入”和“离开”展现贫瘠大山里纯真质朴的学生面庞。
山村小学成了贫瘠的代名词，依托不同的视点，电影在展现儿童成长过程时或细腻真诚，或点到即止，此时儿童的成长也不仅仅是生理或心理成长，而更多地具有了社会意义。
偏远的山村远离了政治,成长主体的形象上不再捆绑道德符号和意识形态的“枷锁”，能够直面表现成长主体的内心世界，努力还原日常化的生活状态。
但在表现农村儿童群体面貌时依旧存在类型化、概念化的痕迹，在人物塑造上依靠创作者的农村想象。
«——【·教育者的自省式成长·】——»
在中国教育题材电影成长叙事的内容选择和主体指向中，教育题材电影通过记录教育者心路历程的转变来透视国内教师生存境遇的时代变化，这也是体现该题材电影人文关怀的策略之一。
电影通过呈现教师的在场、闯入和缺席，反思中国教育环境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同时教师通过与教学环境的互动,获得了在职业个人幸福、自我认知等方面的成长。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中国教育题材电影的叙事模式稍有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教育题材电影的叙事主体多为学生，采用“园丁与花朵”的叙事模式教师作为引路人和启蒙者出现在学生迷茫困惑的十字路口。
进入八十年代后，教育题材电影开始尝试从教师的视角引入叙事，支教题材电影数量显著上升。
如《苗苗》《美丽的大脚》《遥远的诺邓》《蓝学校》《深情约定》等，通过记录教师的闯入与学生的融合来实现教师的动态心理成长。
这一时期的叙事模式不再看重教师对学生的单向教化作用，而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渠道双向打开，将学生的单一成长模式转变为教师与学生的共同成长。
在《苗苗》中，毕业生韩苗苗怀着教书育人的理想进入小学任教，影片为了突出韩苗苗与其他教师教学方式、师生关系的不同，多次以韩苗苗的视角感叹学生的可爱。
韩苗苗接管了成绩最差、最调皮的班级，当她以春风化雨般的关怀渐渐使班级步入正轨后，班级中的包瑞依仗爷爷的权势挑衅她的教师身份。
在与哥哥的对话中，我们得知韩苗苗的母亲因为教师身份在“文革”中批斗致死。
面对哥哥的不认同，韩苗苗依旧坚持自己的教师理想，并以自己的方式劝导包瑞不应该用自己的政治优越性打压同学。
影片从教师的视角完整地展现了韩苗苗的成长她从一个初出茅庐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谙熟人情世故的理想主义者，并坚持用自己的教学热情感化了学生和家长。
这一阶段的教育题材电影会将教师进行正反对比衬托，通过肯定或歌颂优秀教师来引导观众对优秀教师精神的认可和支持。
在有缺点教师的“改正”经历中，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向正确价值观靠拢，从而影片叙事中形成对成人的教育。
«——【·结语·】——»
农村教育题材电影通过支教老师的视角来展示农村儿童与支教老师的深厚情谊，以教师动态的心理变化过程来反衬农村儿童内心的澄澈与纯真。
随着中国教育政策大力支持偏远山区支教，教育题材电影中与支教相关的电影数量逐渐增多。
支教者中不乏迫于生活压力，或为了以后工作谋出路的年轻支教者，如《凤凰琴》中的张英子，《蓝学校》中的张萌以及《深情约定》中的刘一。
张英子两次高考失利，梦想去大城市发展的她被迫成了山区界岭小学的代课老师。
在贫瘩的山区，她感受到身为农村教师不止需要完成日常的教学任务，学生需要在老师的看护下每日翻过崎岖的山路上学，因为路途遥远，教师还需要操心学生的一日三餐，而教师所得到的收入也是微薄的。
艰苦的教学环境与学校师生的热忧形成鲜明对比，张英子也在凤凰琴和竹笛演奏的国歌声中选择了山村教育事业。
《蓝学校》中的支教老师张萌是一名北京的大学生，迫于升学压力来到乌拉特后旗宝音图地区支教。
习惯了丰富的城市生活的他无法忍受宝音图的枯燥反对，面对学生渴望知识的眼神，他选择置之不理，并以插科打浑的方式肆意教学。
直到张萌在车站遇到被母亲逼着出嫁的学生，他决意要改变牧区人们落后的生活观念，教孩子们读书写字，让他们得到先进文明的教育机会。
张英子和张萌被学生感化，决定放弃自私的想法并转身投入到崇高的农村教育事业中,实现了自我认知从个人到集体的道德转化，也让观众了解到农村教育的艰辛。
并反思只依靠支教老师的无私奉献是否能解决偏远地区教育资源短缺的窘境。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2.宋春香:《他者文化语境中的狂欢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
3.丁念金:《人性的力量一一中西教育文化变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