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她作文（蔓成长教育她告别了挚爱的教育事业，她的一生，岁月如歌……)
原创 杨桂青等 中国教育新闻网
她是中国情感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用探究高尚道德、纯真情感之教育实践”，诠释出“人生道德至尊严，生命情感最珍贵”的教育真谛。
她为国家“三科”教材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她说：“建设情感文明、情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走向。”
2020年8月10日，她告别了挚爱的教育事业，走完了73年的不凡人生。
8月12日上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朱小蔓的告别仪式在南京举行，为她送别的花篮、花圈摆满了告别厅，剩下的空间刚好容纳全国各地冒着酷暑自发赶来吊唁的教育工作者近500人。截至16日早晨，网上数百人留言悼念，点看追悼会视频近5万人次。
8月10日下午3时，朱小蔓因病医治无效离世。“朱小蔓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她学养深厚、道德纯粹，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对工作执着奉献的精神令人尊敬、让人感动。”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江苏省原副省长王湛说。
“她热爱教育，有教育情怀，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终身为发展教育事业服务。”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说。
长期“双肩挑”，一直保持教师学者本色
朱小蔓一生，从小学校长做到了大学校长，从研究所所长做到了一级学会负责人，及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老友戏言，“从小学一直做到了联合国的‘官’”。
但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眼里，她“从没有把职务当‘官’来做，学术情怀一如既往、不改如初，坐班行政之余一直坚持带研究生，搞科研、读书与写作”。知她离世，顾明远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很有思想、非常勤奋的教育学家。”
无论是在安徽师范学院、南京铁道医学院工作期间，还是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等期间，她都是一边承担沉重的行政事务，一边任教、科研，几乎一辈子都是“双肩挑”。
朱小蔓的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说，她“保持着教师、学者的本色和天真”。鲁洁痛心地说：“她在我家里谈说教育种种问题时的声音还常在我脑中泛起，无法抹去。”
“她是我最喜欢的学者之一，她的教育情怀和道德文章一直是我的榜样。我们有许多愉快的对话与合作。”新教育发起人、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教授说。
朱小蔓一生曾经历过多个工作岗位。“每换一个岗位，每接受一项任务，她总将之看成国家交给的使命，全身心投入，敬业以待，付诸心血。”鲁洁说。
每到一处岗位，每接一次重任，朱小蔓都用“教育之眼”“道德之眼”“情感之眼”来审视教育场域的管理。“她学养深厚、品格高尚，为人真诚善良，做事严谨执着，为中央教科所的学术发展倾注了巨大心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教育部教材局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田慧生说。“她凡事都用心、尽心，把心放进去。她的工作、学术、讲学都带着人情味。”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李荣安教授说。
朱小蔓生前最喜欢与年轻人一起读书、研讨。她曾说：“从年轻人中发现人才，是我们的责任。”年轻人锐利的思维激发了她的思考和创作灵感，她睿智、博学的从教风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引领着年轻人的治学、从教方向。
朱小蔓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开门弟子”之一、南通大学教务处处长丁锦宏教授说：“刚入学时还踌躇满志，可见到朱老师开的读书单，我傻眼了，《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小逻辑》……”朱小蔓还特别拿出一套英文资料，要求丁锦宏做读书笔记、文献综述。“后来发现自己确实在思维、视野等方面有所发展，这与朱老师重视培养我的辩证思维能力、英文文献阅读能力、视野拓宽有很大关系。” 朱小蔓24年前与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围着长条桌共同讨论教育哲学话题，“那种不分师生、只论观点的唇枪舌剑，至今历历在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朱志勇教授说。
朱小蔓时刻不忘促进学生的成长。“她叮嘱我，不论在哪里工作，都要传承教育学精神。”宝鸡文理学院马多秀教授说。
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曾天山评价朱小蔓是“师德楷模”。他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偶遇南京师范大学一名研究生。这名研究生刚入学时，朱小蔓到新生宿舍嘘寒问暖，他们还以为是宿舍管理人员，没想到居然是校领导。
同事、朋友、学生等遇到困难，朱小蔓总会不遗余力地帮助。爱人吴志明常埋怨她是“滥好人”。但她总说，助人是快乐的，尽管过程可能是艰苦的。“朱老师说，当被我们帮助的人感受到了这种关怀，他最终也会成长为一个关怀者，也像我一样去关心别人。”上海师范大学刘次林教授说。朱小蔓用行动诠释了“爱满天下”的教育真谛。
为教育付出多，为家人付出自然就少了。女儿吴姗说：“我曾经一度埋怨妈妈把最好的时光给了学生、给了教育事业。但我真的不怪她，她一辈子为别人考虑，也包括我。”
亲朋老友，一时无法接受她的离开。“她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担任中陶会会长十几年来为‘陶研’事业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孙女陶铮说。“朱老师走了，我感觉自己精神上缺少了一根支柱。”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的外孙、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柯小卫，一直把朱小蔓当作良师益友。
以“情感”之眼观道德教育
贯穿朱小蔓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是情感教育研究与实践。
“她是我国情感教育研究的开拓者，在道德教育研究领域，她也走在国内前列。”王湛说。
20世纪80年代，朱小蔓开启了她的情感教育研究。面对经历过1977年至1983年高考的大学生，她开始持续研究、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人的内心持续、内发、内控地生长、壮大着品性，从而使人成为一个善人、好人、有德之人呢？”
恰在这样的思考中，她与苏联伦理学教学委员会主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吉塔连科教授取得联系，后来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做他的访问学者。1989年，朱小蔓又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即是情感教育研究。于是，就有了《情感教育论纲》一书的诞生。
“她在道德教育研究特别是情感教育研究等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与贡献，为这个时代的教育学术增添了厚重砖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教授说。“她是情感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和忠实践行者。”田慧生说。“她长期忍受疾病的痛苦，乐观生活，积极工作，努力奉献，在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等领域作出卓越贡献，是我国当代教育学者的楷模和骄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石中英教授说。
在应试教育初露端倪的时候，朱小蔓开始了情感性素质教育研究，自觉地提出情感教育是关怀并指向人的整体素质的教育，把自己参与的江苏省一批小学的教育改革实验，如南京琅琊路小学的“小主人教育实验”、无锡师范附小的“乐学教育实验”、无锡五爱小学的“和谐教育实验”、江阴实验小学的“审美教育实验”，还有南通师范二附小的“情境教学实验”、江阴峭岐小学的“班组串换实验”、丹阳师范附小的“情育课程实验”等，统称为“情感性素质教育模式”。
1994年，朱小蔓提出“情感性德育范式”，1995年正式提出“情感性道德教育”，包括德育目标、内容、过程、机制、方法与评价等要素，体现出她以“情感”之眼观教育、道德教育的整体思想。“她在全国首倡情感德育理论，影响了许多中小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情感德育理论流派。”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杜时忠教授说。
朱小蔓在研究情感对道德养成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重视和强调情感对智力发育的特殊作用，认为情感是一种重要智能。在这方面，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给了她很大的学术自信。
她近年来在情感教育视野中研究生命与生命教育，关注台湾、香港的生命教育，积极推动中国生命教育的发展。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在悼词中说，朱小蔓“用探究高尚道德、纯真情感之教育实践”，诠释出‘人生道德至尊严，生命情感最珍贵’的教育真谛”。
“朱小蔓老师是一位真正的教育思想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负责人吴安春研究员说，“她重视培养学生具有建构教育理论的能力，提出要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层次上探索‘上天入地’的教育理论，并以此为方法论，从情感、德性、智慧、生命、体验、文化、生态等多维视角，建构其具有道德情感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我们要学习她的思想，传承她深刻纯粹的学术品格。”国家开放大学政法部部长刘惊铎教授说。
2015年遇见朱小蔓后，重庆市渝北区空港新城小学校副校长苏建明深受感染，立志以她为榜样，将更有爱、更科学的教育播撒在每一堂课上。
病中修课标编教材，为育时代新人作贡献
参与中国第八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下简称新课改）期间，朱小蔓已身患重病，几次住院治疗。“她以大无畏的精神担起了国家统编初中阶段《道德与法治》教材总主编的重任。”王湛说。
朱小蔓先是2006年受教育部委托，任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组织专家团队对2003年颁布的《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进行修订。2011年，教育部颁布《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修订后的课标将“情感·态度·价值观”放在前面，突出情感体验、道德实践在德育课程中的特殊价值，强调优化教学过程，增强学生道德学习能力。
2012年初，朱小蔓再受教育部委托，任初中《思想品德》示范性教材总主编，2016年7月《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上、下两册出版，9月投入使用。教材明显加强了价值观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媒体素养教育等。
“她为国家‘三科’教材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田慧生说。
新课改为朱小蔓的情感教育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践之源和灵感之源，她的情感德育论、生命教育等思想便是在这个过程中成熟起来的。
“她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刘利民说。
多为“天下先”，在每个岗位上都有卓越表现
“朱小蔓同志一生经历多个教育岗位，在每个岗位上都有卓越表现。”王湛说，“她对中国的师范教育、教育研究和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小蔓的教师情感人文素养研究，在国内教师教育研究中独树一帜。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界有识之士已经敏锐感觉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弊端，“以知识为中心”“牺牲了另一半”，使儿童出现了“单向度、麻木、冷漠、无心”等现象。基于对这些时代教育问题的诊断和有力回应，朱小蔓提出“呼唤有情感人文素质的教师”这一命题，相关研究一直持续至今。1997年，朱小蔓在相关课题研究中讨论师范院校怎样对师范生进行情感人文素养培养，总结了以南通师范学校为代表的我国中等师范教育的本土化发展之路，为国际师范教育提供了一定借鉴。
受当时的国家教委师范司委托，1997年，朱小蔓与时任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张民生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教授开始本科小学教育专业建设论证工作。在朱小蔓推动下，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成立，同年9月招收首届教育学小学教育方向本科生，开创了我国师范教育“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历史。“没有朱老师，就没有南师大和晓庄学院联办小教本科，我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一名乡村教师。”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副院长许红敏说。
13年前，朱小蔓来到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工作。“对于年轻的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来说，她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影响着年轻的学者们。她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她是一位好老师，她是一位自主创新的好学者，走出了一条学术界少有的学术创新之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教授说。
2008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后，朱小蔓开始关注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出在“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确立初期，需要理顺农村教师管理体制，建立开放的教师专业发展合作机制等。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期间，朱小蔓从移风易俗、文化变迁意义上挖掘农村教育和农村教师的特殊作用，提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农村教育，通过农村教育促进农村振兴、提升农民素养。
朱小蔓还大力帮助残疾青年拓宽生命成长空间，在全国率先探索了全纳研究生教育。“她以坚韧的理想信念支撑全纳教育探索、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师者正能量、以扎实的学识高水准发挥导师作用、以仁爱之心实践有教无类的树人理念。”党的十九大代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侯晶晶说。
与国际学者对话，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教育
“我与朱小蔓老师交往多年，她是我最尊敬的研究者之一。经她介绍，我才与中国的学校建立了深入联系。”日本教育学家佐藤学说。
佐藤学忆起，“我们在一次会议上见面，那次我们一起唱了很多俄罗斯歌曲。我们期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尽情歌唱”。老友回忆，已成悼语。
得悉朱小蔓病逝，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委托内蒙古师范大学乌云特娜教授转告大家，在她眼里，朱小蔓是“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好教师、好领导、好教育家”。
在工作生涯中，朱小蔓结识了多位国际著名学者，如英国哲学家皮特朗、加拿大教育现象学家马克斯·范梅南等。“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我一边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并根据国情，创造性地吸收进中国本土的教育研究与实践。”朱小蔓说，“我总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在学术视野、教育问题的历史脉络、文化差异以及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方面的不少启发。有许多东西，尤其是现场被触动的刹那间的感觉，是平日看书、查资料所无法获得的。”朱小蔓与范梅南的交往，促进了教育现象学在中国传播、落地。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李树英教授与范梅南对朱小蔓的远逝感到十分悲伤、惋惜，他们多次与朱小蔓会面，对教育现象学和情感教育有共同研究兴趣。
“我把她珍存在我的思想中了。我记得她的友好，记得她对道德教育的支持。”国际顶尖德育期刊《道德教育》杂志原主编、伦敦大学兼职教授莫妮卡·泰勒说。
朱小蔓利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机会，积极地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教育的本土实践与经验。在与日本学者阿部洋合作的“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与学校教育改革模式——苏南与苏北模式”项目中，她学到了与中国教育研究者不一样的研究方式、思考方式，也向日本学者和教育官员展示了中国教育尤其是江苏教育的风采。
“她对教育事业和教育科研事业的无限热爱以及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享有崇高声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于发友研究员说。
2003年10月，中央教科所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在莫斯科签订“2003—2006合作协议书”，催生了新世纪以来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的力作《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小蔓老师早年留学俄罗斯，多年来为促进中俄两国教育同行交流做了很多工作，促进了两国同行互相理解，加强了教育交流合作。这也是她的一个重要贡献。”刘利民说。
情感文明，没有结束的尾声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朱小蔓明确提出情感教育要向“情感文明”发展，提高了情感教育在教育体系以及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
“建设情感文明、情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走向，它是脑科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交叉研究的地带。”朱小蔓说，情感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情感文明落实在班集体建设班主任工作中、落实在课堂师生文化和学校文化中。
赓续的事业，丰硕的成果，丰满的人生。朱小蔓学术之树常青。（本文作者系中国教育报记者杨桂青 本文写作得到朱小蔓老师多位老领导、老朋友、亲属和学生的帮助，深表谢忱）
从文学经哲学史、伦理学再到教育学的知识结构，几乎一辈子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双肩挑”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历，注定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朱小蔓学术研究的多维视角和特殊关怀，注定了她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工作与研究之路。斯人虽逝，学术之树常青。文啸字歌，笔诵墨吟，以志纪念。
——编者
“她值得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王湛
朱小蔓同志是新时代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学养深厚，道德纯粹。她对教育事业的无比忠诚、对工作执着奉献的精神令人尊敬、让人感动。
朱小蔓同志长期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卓有建树。她是我国情感教育研究的开拓者，在道德教育研究领域，她也走在国内前列。她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热忱关心并积极支持基层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她和一批中小学携手，把她的教育理念与学校教育改革结合在一起，指导支持学校的改革实验。
朱小蔓同志一生经历多个教育岗位，在每个岗位上都有卓越表现。她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她对中国的师范教育、教育研究和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小蔓同志对于教育事业始终充满激情。近年来，朱小蔓同志在患病治疗期间，以大无畏的精神担起了国家统编初中阶段《道德与法治》教材总主编的重任，她原先承担的重大课题研究和指导学校改革实验工作也在继续开展。
她在治疗期间一点儿也没有放慢工作节奏，常常奔走各地、深入学校、深入课堂，深入到校长、老师和学生中间。恳切的交流，娓娓的授课，激情的演讲，她为实现国家和自己的教育梦想，毫不吝啬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我几次去医院探视她，看到她在病床上仍坚持工作，与我们前来探视的同志也是滔滔不绝地讨论工作。她的热情与执着，深深感动了我们，以至我们不忍打断她的话语。这是一种何等炽热的教育情怀！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教育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王湛 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江苏省原副省长）
“她是为教育而生的”
刘利民
得到小蔓老师因病离世的噩耗，我非常难过。我对小蔓老师的印象，有三点非常深刻。
第一，小蔓老师热爱教育，有教育情怀，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终身为发展教育事业服务。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原中央教科所工作，无论是作为一位行政领导还是作为一位学者，她一直把服务教育、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为终身奋斗目标。应当说，她是为教育而生的，为中国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
第二，小蔓老师为人豁达乐观。近些年她虽然身患重病，但始终乐观地与疾病作斗争。担任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初中）总主编以后，她全心全意、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这部教材做了大量工作，使得教材顺利出版。在此期间，她跟我说过做了多少次手术，用了多少种药，但是她永远那么乐观。她主编的这部德育教材，是一笔宝贵财富。她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小蔓老师对促进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早年留学俄罗斯，对中苏、中俄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中苏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曾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教育全面向苏联学习。第二次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苏联的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各种理论流派。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习苏联的热情渐入低潮，苏联解体后一段时间，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几乎中断。小蔓老师多年来为促进中俄两国教育同行“再续前缘”做了很多工作，推动了两国同行的互相理解、加强了教育交流合作。（刘利民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教育梦 家国情
杨桂青
与朱小蔓的情感教育研究“缠缠绕绕”的，是她在多个岗位、多个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是一位中国学者教育报国爱民的情怀、严谨深邃的理性思考。点点滴滴中，始终跳动着的，是一颗满溢热诚的赤子之心。
参与新课改，修订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并编写教材
朱小蔓是中国第八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下简称“新课改”）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教育部组织专家并委托朱小蔓任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对2003年颁布的《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进行修订，于2011年颁布《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2012年初，教育部期望编写一本初中《思想品德》示范性教材，委托朱小蔓任总主编。这项工作2012年3月启动，2016年9月完成《道德与法治》（根据教育部文件更改）七年级上、下两册的编写并投入使用。国家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融入具有历史恒常性的基础性价值，编排逻辑更加体现德育回归生活的要求，思维立意更加深远。
新课改需要教师提升自身的素养。田家炳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设立“全球化时代的‘道德人’培养——改变教师”的教育实践项目“教师情感表达与师生关系构建”，朱小蔓任项目负责人。项目旨在帮助教师适应新课堂，提高育人效果。
热爱农村，热爱农民，关心农村教育
从朱小蔓的研究、工作经历来看，对于农村教育的研究、关于农村教育的工作，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8年，朱小蔓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多个成员国的农村教育，是中国农村教育可以学习、借鉴的对象。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总结提炼农村教育经验，与世界分享。当时，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从“以乡镇为主”的管理体制调整为“以县为主”。朱小蔓结合自己的教师教育研究，关注“以县为主”体制下的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朱小蔓还从移风易俗等方面研究教育在农村的特殊作用。在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期间，她提出，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农村教育，通过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的社会、文化发展，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水平等。
爱儿童，充满爱与虔诚地研究儿童教育
无论是进行情感教育、教师教育、农村教育等研究，还是编写课程标准、编写教材，都需要研究儿童。朱小蔓特别地关注、研究了以下几类儿童的教育问题。
关心农民子女。2002年12月，朱小蔓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后不久，带领新的研究团队远赴广西边境走访农村学校，了解农村教育的现实状况。她内心受到强大震撼和冲击，回京后撰写了调研报告，送呈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没想到，陈至立立即回复，说要办寄宿学校来彻底解决这些孩子在学校的吃饭住宿问题。
紧接着，2004年，朱小蔓受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王湛委托，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教育类）国家重点课题“新三片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研究”。她深切感受到，这些农村孩子一方面需要物质关怀，克服物质生活的贫乏，另一方面更需要情感关怀，拥有积极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产生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促使朱小蔓在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期间发起了城乡理解项目计划。
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在全纳教育方面，最初深深触动朱小蔓的，是2009年她参加了北京市新源西里小学的一场研讨活动。新源西里小学本是一所弄堂学校，接受孩子就近入学。校长出于爱心接收了附近几名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从此越来越多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来到这里。健全孩子怕因此影响成绩，逐渐转学了，这里就变成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一些驻华使馆的特使、参赞等听说周围有这样一所学校，就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让孩子学会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施以帮助。
这次经历让朱小蔓深切认识到，把孩子一个都不少地纳入教育，是多么高尚的事业。2012年，朱小蔓参加了南京市特殊教育“双业一体化”现场会。她认识到，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学会自立、自尊，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是教育的尊严。
关注女生。朱小蔓在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期间，特别看重和偏爱女生教育。因“性”施教，是各级政府“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满足不同受教育群体需求、提高教育品质的具体的、适切的表现。
关注资优生。资优生将来有可能成长为不可多得的领军人才，对这类学生，朱小蔓特别珍惜。她提出，资优生必须具有高情感能力，否则会影响高智商的发挥。情感涌现与创造性品质的培养有极大的相关性。资优教育也可以面向全体学生，学校要发现每个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天赋，并因材施教。
爱中国儿童，兼爱天下儿童。在中央教科所工作期间，朱小蔓指导的一份博士后研究报告，是对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灵呵护研究。俄罗斯处境不利儿童心灵呵护的最终目的是“唤醒”其精神生命，这对中国解决社会变迁时期处境不利儿童问题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长期“双肩挑”，管理与研究充满灵性地交融在一起
朱小蔓一生曾担任过多个行政职务，一直是“双肩挑”，但朱小蔓从来没有把行政职务当作“官”来做。她用“教育之眼”“道德之眼”“情感之眼”来审视教育场域的管理，在日常所见的纷杂现象之下，似乎把到了管理的另一种脉动；用管理的机理和要素来解析教育现象、解释教育理论特别是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思想理论时，在理论转化等方面的思路常会别开生面。
在推进素质教育持续推进、道德教育困境和挑战日益严峻等时代大潮绵延激荡中，朱小蔓对班级管理、基础教育的学校管理、高校教育管理及学术团体的管理等几个层面或块面的持续关注逐渐聚焦，将班主任、基础教育学校校长、学术团队领导者等逐渐明晰为关键人群。
关于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管理，朱小蔓认为，教育领导要坚持道德为本的学校管理。乡村学校校长不只是学校管理者，要像陶行知说的那样，做“整个的校长”。
关于班集体建设，朱小蔓认为，大多数孩子没有选择班集体的权利，班集体应该让孩子舒展地过教育生活，同学之间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充满友爱。班主任的胜任感与自我价值感是班集体建设的宝贵财富。
与世界学者进行教育对话，多一只眼看世界
在工作生涯中，朱小蔓以积极的姿态，与英国哲学家皮特朗、加拿大教育现象学家马克斯·范梅南、日本教育学家佐藤学、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等人对话，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并创造性地吸收进中国本土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她还利用与国外学者对话的机会，利用国际会议、中外合作课题研究等，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教育的本土实践。
2006年，朱小蔓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副院长鲍利辛柯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鲍列夫斯卡娅教授主编的新世纪以来中俄教育比较研究力作《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出版。无论是中文俄译稿，还是俄文中译稿，俄方都找到最资深的俄罗斯汉学家来修饰译稿。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划局局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马克·贝雷说，“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高水准的研究成果”。目前，俄罗斯汉学家越来越少，这本书就更加难能可贵和珍贵稀有了。
出版时，恰逢中国的“俄罗斯年”。这本书，被作为礼物送给了中国的胡锦涛总书记和俄罗斯的普京总统。（中国教育报记者杨桂青基于朱小蔓学术口述史书稿写成）
我国小学教师本科培养的开创者
刘慧
朱小蔓与小学教师教育，“缘深情重”。
朱小蔓是我国小学教师本科层次培养的重要建言者、推动者、实践者。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部启动了小学教师本科层次的培养项目。1998年9月，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教育部师范司“九五”委托项目“本专科小学教育专业建设”研讨会上，她作为总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在大会报告中回应了小学教育专业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独立设置的合理性问题及小学教育专业的结构与框架设计等。不仅如此，她积极推动小学教师本科培养实践探索，促成1998年成立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同年9月招收首届80名教育学小学教育方向的本科生，开启了我国小学教师本科层次培养之路，开创了我国师范教育“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历史。
朱小蔓抓住了小学教师培养的根基，积极倡导并开展对小学儿童、小学教育的研究。2002年，她发文呼吁“认识小学儿童，认识小学教育”，在小学教师教育界引发广泛关注，指明了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一个方向——回到小学儿童、小学教育。小学教育不是升学教育的基础，而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小学教育和小学教师必须正确认识小学儿童，认识他们的成长规律及发展需求。
2000年，朱小蔓担任《中国教师新百科·小学教育卷》（2002）主编，组织近百人研究撰写有关教育基本理论、小学儿童、小学教师、小学学校、课程与教学、小学生品德与心理健康教育、小学教育研究、小学教育评价等方面578个条目，基本涵盖了与小学教师职业有关的知识内容，对我国小学教育学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朱小蔓到北京工作后，对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发展倾心倾力20余年，为学院发展把脉、定位。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独立设置初等教育学二级学科，之后几年设立硕士学位。她赞同这样的学科、学位设置，一再强调，“小学教育是为人生的发展奠定基础，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进行的非定向、非专门的教育，是为社会所有行业培养人才打基础”。2012年12月7日，朱小蔓为初等教育学院“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题词，“倡导生命教育，研究生命教育，尽学者的使命”。
朱小蔓深度参与、见证、促进了小学教育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学术前沿探索等重要工作，并一直激励我们为我国小学教育事业砥砺前行，矢志奋斗。（作者刘慧，系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爱里一切都得丰足
李庆明
朱小蔓倡导的情感教育，包括她提出的“教育爱”“情感优先”“情感素质”“情感德育”“情感师范教育”“情感文明”和“情感现象学”等，在我看来，都蕴含了一种独特的情感本体论哲学内涵。
情感本体论源远流长，我国郭店楚简早就出现了“道始于情”的说法。古希腊发端于酒神文化传统的奥尔弗斯教主张光明神“爱”（Eros）为天地万物之源。朱小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和现代科技与人文科学、文化哲学的整合趋势，提出了自己关于情感本质和情感教育“科学人文形态”的主张。
不过，情感常常被视为理性的附庸或手段，甚至是被贬损和拒斥的。朱小蔓曾从教育的视角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她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间虽有人文主义教育运动的抗衡，但基本上是唯理智主义教育占统治地位。这种教育严重忽略情感人格的培育，是“忘记了方向”“丢掉了另一半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科学与人性的二律背反，更加剧了人们的价值遵循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高扬情感教育，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朱小蔓曾慨叹，她从事的这项事业也许是“为身后”而做。
我想用“一元”“本源”“自圆”和“因缘”四个词来解读朱小蔓的情感本体论。
一是情感一元论。人的情感究竟是感性还是理性的，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存有争议，并陷入朱小蔓所说的“二歧式对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在这里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的活动的激情。”“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意味着情感是感性与人的内在本质的统一。因此，朱小蔓写道：“情感教育追求的目标是：情感的感性外观经过知性中介而使人的情感与理智并行发展，互为手段，互为目标，最终使理性达到不仅有高理智，而且有高情感的丰满境地。”
二是情感本源论。情感是具有始基性、本源性、创造性和动力性的生命现象，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论是人类最初的神话还是儿童最初的童话，都是以情感为基质的。即使看上去充满理性的知识，也离不开情感的始基作用。比如毕达哥拉斯把“理论”理解为“热情而动人的冥想”。朱小蔓在《情感教育论纲》中，从人类生存的适应机制、认识发生的动力机制、行为选择的评价机制和生命的享用机制等方面证明了情感的本源论本质，摈弃了传统心理学认为认识是情感的基础的偏见，丰富了对情感本性的认识，对于改革教育教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情感自圆论。仅仅证明了情感的本源作用，并不足以确立它的本体地位。其实，情感始终伴随人的发展过程，是自主运动，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以至无穷的。情感之于生命成长和发展，如朱小蔓所说，是全过程、全方位的，唯其如此，生命才会笼罩绚丽而丰润的色调。
当然，情感驱动、渗透、引领生命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是“苦恼的存在物”这一情感本体论命题。朱小蔓结合人的生命发展阶段的特性，对人的情感世界发生变化、人生经验发生改变的过程进行描述，认为它“由情动—感受、体验—理解、价值化—人格化三个相互联系并相互过渡的过程构成，三者之间是后者包容前者的递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片面强调“快乐”之类肯定性情感感受与体验的发展和教育主张，而是充分揭示了其中的复杂性：“情感教育高层发展的内向化水平体现在：主体内部必须体验价值冲突带来的焦虑、痛苦、忧患等情愫。”“教育如果不进入这一‘冲突圈’，就始终是外在的、不触及灵魂的，因而也不会对人格真正起作用。”
四是情感因缘论。我觉得，情感世界的“因缘”性不同于理性世界的“因果”性，它更深刻地彰显了情感本体的存在论意义。这个“存在”不是传统哲学外在于人、只诉诸人的理性的“客观存在”，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那个与人密不可分，人置身、参与、创造、享受于其中，充满人文诗意的“活的世界”或“生活世界”。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因缘际会”。这种缘分和际会是诗意性、在场性、生活性和实践性的。正是因为更钟情于这种行知合一、情理交融的“因缘际会”，朱小蔓从起初比较纯粹的情感与情感教育哲学致思，到后来一边致力于思辨一边转身中小学一线教育现场，并热情鼓励后学投身各种不同教育模式的情境化、田野式、实践性研究。唯其如此，才使她的情感教育哲学不仅更加体大思精，而且也更加充满诗意、更加血肉丰满，为推进她竭力倡导的以“情感文明”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博大而簇新的智慧，并使她具备了像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李吉林等人的大家风范。
情感最根本的规定、最高的境界是“爱”。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在爱里一切都得丰足。”朱小蔓把她一生的“教育爱”无私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滋养了万千学子丰足而幸福的人生。因此，她的人生是丰足而幸福的。（作者李庆明，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情境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情感教育思想的人道主义特征
王平
朱小蔓一生与“情感”联系在一起，她不仅奠基并开拓了情感教育研究领域，而且自身就是一个情感丰富、文明而优雅的人。她的情感教育思想是指向生命完整和精神关怀的、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人道主义教育范式。
作为一种生命哲学，情感教育倡导，因为对生命的思索和关心而关心情感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要培养情感丰富、饱满、健康的，生命鲜活的人，等等。这些是教育学永恒的追求和使命。
关心和考察人的生命质量不可能绕过情感质量，需要以情感的方式探索整全生命中的精神发育。朱小蔓很早就意识到，培养一个完整的人（生命）不能只重视认知而不重视情感。她认为，情绪情感的发动有其生理的基础或表现，但更与特定生命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民族地域文化以及微观交往互动的质量相关。朱小蔓所倡导的情感教育研究中的“情感”，并非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中那个与逻辑理性相对的作为心理现象的情绪，而是具有价值倾向的人的精神性活动。情感教育主要探索人的精神发育，为教育树立起指向精神健全发育的价值目标。
回到情感教育研究活动本身，朱小蔓把它看成是滋养生命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何时，只要谈起情感教育，她总是立刻眼睛发光、精神焕发，她把情感教育的研究看成了研究者自身的一条精神上的“回乡”之旅——从中体会认同、接纳、真挚等美好的情感。对于研究者而言，研究与他个人的情感之间不是完全地分割开来的，情感教育研究总是充满着人的温情以及人对于教育的担当和使命感。这是一种特别宝贵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情感教育研究来源于实践，指向对教育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人的情感问题的关心。
朱小蔓的情感教育研究不是书斋中的学问，她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不同时期的研究课题，都直面现实社会和教育的挑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研究几乎全部基于中国这30年社会发展变迁中的真实问题的激发和挑战，来源于个人对情感、对生命奥秘之探求，尤其是基于个人的教育、德育工作经历及感悟，同时得益于自己所在的工作岗位。
她曾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起，做情感教育研究，不是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学术的自留地。近些年，她从情感教育的视域思考生命，关心生命教育研究，并把这一思想概括为指向生命完整发展的情感教育研究。这正是因应中国基础教育各个时期的问题而做出的个人学术上的努力，例如过分看重分数与升学而绑架了学校与家长；忽略儿童亲子关系中的情感应答，导致人的精神发育之基膜受损等。同时，她将这些学术研究的成果积极地反哺给教育实践，提出教育要遵循生命时序及生命之个体差异，为此后一生的良好道德品性、健全人格和整全生命的成长打下基础。
对于朱小蔓个人而言，情感教育是一个学术之根。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和教育而言，它又是一剂良方。朱小蔓从这里出发，提出很多新的命题和教育实践方案。她的情感教育思想总是呈现出对于人的心灵和人类社会方向等终极问题的关怀，闪耀着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作者王平，系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2020年8月19日第5版 版名：新闻·人物、2020年8月16日第3版 版名：理论周刊·教育科学
原标题：《她告别了挚爱的教育事业，她的一生，岁月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