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一个月可收入多少（和教育 成长超市一座“骑手县”的生活与命运)

一到安徽阜阳市临泉县，"贫困"立刻变得具体起来。

1958年，中国有了第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比临泉农村通电差不多早了40年。在这几十年里，农村家家户户点着煤油灯，夜晚常能闻到煤油气味。千禧年后，电话和彩电开始成为临泉的稀罕物，但还不足以稀释这里的贫困。

临泉县坐落在黄淮平原，以231万人位列安徽第一人口大县。直到2020年，临泉才彻底摘下戴了二十年的"贫困帽子"。不过，即便脱了贫，临泉的人均GDP在经济落后的皖北仍然垫底。

为了生计，临泉的青壮年十几岁便进城务工。长年在外的有80到100万务工人口，是全国劳务输出最多的县城。

这是一个被互联网忽视的僻静角落，也是有关远方的诗意想象终结的地方。临泉县作为一个尚且合格的见证者，审视着这种年复一年辗转的生活，他们去北方收废品，去南方卖菜，去浴池做搓澡生意，他们在沉默中勾勒匮乏的质地。

贫穷的含义有两层，它让临泉人的生活窘迫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更多想象的可能性。至少在临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骑手县"之前，廉价的洗衣粉、驶往不同方向的大巴车和远处名为"城镇化"的轰鸣，构成了临泉人生活的全部。

改变这片土地的，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有大手笔的财政投入，也有互联网下沉之后的余波。

在过去五年里，六万名来自临泉的骑手在美团上送出了超过一亿笔订单，他们或是奔波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或是穿梭在五环外的曲径通幽处。

骑手“确定且自由”的工作和收入，让临泉人开始有机会在家乡置业、购车、并给予孩子超越父辈的教育起点。改变的背后是六万个逐渐富裕的家庭，以及一群新兴的“县城新中产”。

那是灰色布景下，一种希望的光亮。

01

轨迹

在临泉县，不安全感曾是一种与生俱来，并且日积月累的生活状态。

在王文广看来，最初的不安全感来源于粮食。

临泉县位于安徽北部，大片的平原地本是发展农业的先天优势。但黄河的泛滥，让临泉的土地遭受着沙化和盐碱化的严重侵害，依赖收成的临泉人陷入了对温饱的忧患中。五口人只有两亩地的王文广一家，尤其如此。

在如今的临泉，耕田仍然是一些家庭重要的谋生手段"小时候可太穷了，只种地的话到冬天家里就没什么粮食了，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饱饭，冬天只能去冻土里挖地瓜。"在他11岁那年，村里迎来了第一台彩电，那是同乡的父母去深圳打工赚来的。彩色显像管的来访，带来了一个属于大城市的世界，也改变了临泉年轻人对生活的想象。就像许多不能满足于看天吃饭的农村年轻人一样，2003年，16岁的王文广，选择辍学离乡去一线城市打工。他在深圳落脚的时候，正值非典肆虐。工厂一旦不招工，他既没有工作收入，也没有宿舍可住，没钱了就睡在露天公园里，连着几天都是吃了上顿便没下顿。疫情过去之后，王文广先后在服装厂做过裁剪，在钢结构厂做过电焊，也在工地上卖过苦力。苦日子在沉默中流过，但不安全感依然如影随形。跟着施工队的那些年，王文广最南去过福建，最北到过黑龙江，跑遍了十几个城市。吃苦到没什么，他最怕的是包工头跑路，血汗钱要不回来。"工地通常是年底才结钱，有时候剩下30%的钱就不给了。还有的会压工钱，只有继续给他干活才有可能给你。"哪怕是在沧州高铁站这样的项目里做注塑，凡是要到包工头这里经手一道，也会有七八年都结不清的欠款。屡被欠薪的王文广知道，讨薪最常用的办法是爬上工地的塔吊，不给钱就不下来。"最后钱要到了，人也被公安带走了。"王文广需要更清晰且确定的数字，给漂泊在外的日子一点安全感。他去了北京昌平，留在澡堂里学了搓澡的手艺。在这里，每天的收入清晰可见——每搓一个背收6块钱，师傅和店家五五分成，每一单拿到手里能赚3块钱。在昌平的搓澡师傅里，有很多临泉老乡，包括彭中辉。刚来北京的时候，他也选择了按件计酬的搓澡工，店里包吃包住，每半个月结一次薪水，多的时候一下能给五六千。代价是要忍受洗浴中心里千奇百怪的刁难：彭中辉有一次磕破了客人的玉佩，客人说这玉佩花了一万元从云南找人开过光，让彭中辉赔一万五。"当时我就懵了，我说要钱没有，要不你报警吧。"澡堂的作息也一度累垮了彭中辉的免疫系统。他总要凌晨三四点才能睡下，中午12点起床。天天熬夜，老是上火，到后来随便一个小感冒，都得反复半个多月。澡堂里湿气很重，彭中辉认识的老乡中，有人40岁就已经风湿病缠身，痛的站不起来。2016年开春，美团外卖把业务版图扩张到了昌平，一些商家开始做外卖。在彭中辉的经验世界里，务工的选择不外乎卖菜、搓澡和收废品。第一次听说"外卖小哥"的工作时，吸引他的理由很简单——商家少、单子少、骑手少，因此工作称不上太辛苦，也能有个合理的价格，"在外面跑跑，对身体也好。"于是，他离开澡堂，成为了第一代临泉籍骑手，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外卖小哥。和他同期"转行"的，还有如今的临泉县跑单王——王文广。王文广当了骑手后，一直关注着一个单量经常保持在第一名的骑手。大家都说"单王"靠着跑单给自己的儿子买了套新房。这样的故事，总是最容易触动骑手们。后来，王文广进入全国骑手跑单前列，在五年的时间里累计跑单近八万笔。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们当骑手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答案很简单——再也不用担心要采用某种极端手段，才能捍卫自己微不足道的权利与尊严。王文广有个习惯，每天跑完单，他都会去骑手App后台看看收入。这笔钱随时可以取出，那是种不被欠薪的安全感。"现在比在工地稳定，至少工钱能到手，"他的底线是每天挣450元，这样每月能保底一万三四元的收入。他一年到头基本不休息。但骑手灵活的时间，让他能更多分担家庭责任。"妻子工作太忙，我时间更自由，能多照顾家里。”王文广在下午送单间隙，会抽空回家照顾老人王文广在北京成家后，需要帮妻子照顾80多岁瘫痪在床的岳父。每天下午的跑单间隙，他都会回一趟家帮岳父翻身活动。这种付出让他感到安心，"既然选择了结婚，就要好好守护。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而彭中辉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老家临泉县会成为一个"骑手大县"。当六万临泉人穿梭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配送着上亿单外卖时，临泉的楼市也被这张庞大的网络改变了。

02

新家关于临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是全国唯一对商品房进行限价的贫困县。均价六七千的房价对临泉人来说并不便宜，也并不陌生。2016年临泉开始做老房的棚户改造，将近10万人需要在新房安置，"抢房"便成了常事。2018年的冬天一个新楼开盘，甚至有几千临泉人冒着大雪严寒从凌晨开始排队，早上8点天还没完全亮，现场已经座无虚席。这些人里，很多是"北漂中"的临泉籍骑手。在北京触不可及的安定感，转化成了他们在老家买房的驱动力。据《安徽日报》报道，临泉籍人做过外卖骑手的有6万多人。样本数据显示，这6万骑手中有三成在临泉县城买了新房，赚得多的则住上了县城里最好的小区。想要买房的临泉夫妻骑手，正在认真听楼盘讲解与留守临泉老家的玩伴不同，孟创业5岁就跟父母来北京打工，上的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从他记事起，临泉老乡们就聚居在海淀的田村附近，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小临泉村”。老乡们从事着各种生计，他的父亲则带着一些老乡做起了废品回收。在孟创业的记忆中，村子面积不大但院子繁密。大杂院里人声鼎沸，每天清晨，小菜贩和磨菜刀的叫卖声都会从胡同东口传到西口。村里还有一些养鸽子的人，一早就把鸽子放出来撒欢，漫天都是它们扑棱翅膀的簌簌声。临泉“北漂们”在这住了十几年，直到那片区域被拆迁，北京的"小临泉村"也这么散了。搬家是常态，也是一线城市里最容易产生漂泊感的事情。"我在北京呆了十几年，最烦的就是拆迁。每住一两年就要拆，好不容易习惯了，又要重新搬家。"孟创业一家现在搬到了海淀的城中村里。因为搬家太频繁、也为了省钱，家具都用的二手货，"别人当废品回收的家电，我爸再拉回出租屋里用。家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都是他淘来的。"孟创业做骑手，也是老乡介绍的，"他比我早干半年，说送外卖挺赚钱。我有个发小回老家也在送外卖。"他现在租住的地方，一半以上的住户都是骑手。每晚快十点，骑手们陆续下班回家，电动车在各家门口停满了一排。送外卖的时候，他进出过许多海淀区的房产中介，跳动的房价时常提醒着他——老家的学区房也该抓紧上车了。今年，临泉人都在买县城学区房的消息，从皖北一路传到了海淀。孟创业抽空回了趟临泉。从看房到付款，他只花了一周的时间。他买下了一套120平的学区房，总价75万，每月要还3800的房贷。虽然贷款不少，但是骑手相对稳定的收入，给了他支撑。"我开始没啥感觉，前阵子回去看见房子盖完了，心里还挺激动的。孩子以后能去县里上学，我们也终于安定下来，再也不用搬来搬去了。"孟创业说。从卖废品到送外卖，从买彩电到买房子，临泉人的变化，也发生在彭中辉身上。彭中辉在北京住的出租屋只有12平，每个月500块，是昌平本地人的自建房。狭小的空间里，家具能简则简，却被他专门腾出地方养了一只乌龟。那是邻居从十三陵水库淘来的，他给乌龟喂虾米、鱼干和钙片，四年时间，看它从一小只长到凉菜盘子那么大。"后来味太重了，每天要换两次水，实在受不了就还给邻居了"。受不了漂泊在外的孤独感，彭中辉后来又养了鱼，为此花了一百多置办鱼缸、彩灯和水草。"这屋里养点东西，看着感觉能好一点，不然太孤独，太单调了。"彭中辉在12平的出租屋里布置了鱼缸彭中辉平时在外跑单，一两年才回老家一次。去年回家过完国庆，天气已悄然转冷。临走的前一晚，他把儿子和女儿的秋装都找出来，一摞摞叠好。"当时儿子问我是不是又要走了，我说是，孩子当场就哭了"。

离别是为了新家、为了孩子的学区房，归根结底是为了最终的相聚。

自2016年跑外卖起，彭中辉就一直在攒钱。他本想在老家宅基地盖个别墅，再在院子里挖个小池塘养鱼。只是村里没有好学校，再加上后来宅基地政策发生变化，他也就改了主意，在县城最大的楼盘"当代城"买了房。"当时妻子挺着急，给我发了几张县城的楼盘图，让我抓紧补课，3天内回去把房子定了。"彭中辉立马动身，回家第二天就定了房。新家足足有125平，四室两厅，一厨两卫，总价89万。"我们是贷款买的，首付要27万，骑手工资和当年搓澡攒的钱，全拿来付首付了。"积蓄花出去的一瞬间，彭中辉虽然心疼但觉得很值。他买房就是为了孩子升学，"他们还在上小学，成绩一直不错。新房附近有临泉最好的一中，只要能考上，将来就有机会去985和211。""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刻在中国普通家庭骨子里的教育焦虑，是不分北京海淀，还是安徽临泉的。为了省钱，彭中辉夫妻俩每天在抖音上研究各种装修细节，"哪里会踩坑、涂料怎么选、贴什么地砖省钱……我什么都看，什么都学，能省点就省点。毕竟孩子以后结婚，还要重新装修。"眼看着房子就要交付了，彭中辉的生活多出了很多期待——"我们一家四口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上一次回家的时候，彭中辉带女儿去县里参加舞蹈等级考试，考场就在新房的小区附近。他特意让女儿看了一眼新房，女儿当时也没说话。后来女儿对他讲，"爸爸，那个房子好漂亮"。彭中辉告诉女儿，"以后，那就是咱们的家。"

03

返航当“确定”的收入换来新家后，横亘在庞大务工群体面前的，还有沉重的现实困境——子女的留守问题。彭中辉儿时就是留守儿童，县里的青壮年外出打工，临泉空的只剩老人和小孩。2003年他家安了电话，终于能经常听到父母的声音。"有一年春节，我哭着喊爸妈回家，可车票不好买，他们回不来，我妈也在那头哭。"这一通电话之后，母亲为了把车票钱节省下来，还是没有回家过年。对于彭中辉这代临泉青年来说，留守的含义，随着他们的成年，从小时候等父母回家，变成了等子女放假。每到寒暑假，临泉的长途汽车站就会"沸腾"起来。奔向全国各地的大巴车上坐满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背着卡通书包，最外层贴着一张写有姓名、地址和手机号的"防丢"卡片。被老人送到车站后，孩子会由司机接管，先点名再挂好身份牌。这种长途汽车跑的勤快，只要200块车费，就能把孩子从临泉送到大城市的父母身边。彭中辉把这种场景比喻成候鸟迁徙。"候鸟嘛，每到特定季节就会迁徙，就像这群孩子，一放假就自己去找父母，假期结束了再自己回来。"有的孩子太小，担心自己走丢，十个小时的车程，连服务区的厕所都不敢去。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要安全的到达另一座城市的车站，才会见到久违的父母。"快到站时司机会提前通知家长来接。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孩子交给他可以放心。"彭中辉记得女儿第一次来北京时，他把一家人送到回乡火车的站台上。知道爸爸不能一起回家时，5岁的小女孩第一次感受到分别。"她在火车站哭得可狠了，跟电视上放的一模一样，拍着火车车窗，就那么哭，我都不忍心看。"彭中辉不是没有想过回家。每当想念孩子的时候，彭中辉就会动起回老家做小生意的念头，但每月3700的房贷，让他把骑手坚持做了下去，"现在一心就是房贷，买完房还得攒装修的钱。"彭中辉会在吃饭间隙给远在老家的孩子打电话在于心不忍中选择返乡的，大多是孩子的母亲。得知女儿很难在北京上小学时，范菲菲就决定陪孩子返乡。她本来跟着丈夫在北京谋生，因为舍不得母女分离，她最终选择让丈夫继续留京做小生意，自己回乡陪伴两个子女。"因为我自己体验过，不想孩子再做留守儿童了"。回临泉后，范菲菲最开始在超市和母婴店做过收银，但这种工作人走不开，想请假必须找替班，很难照顾到家里。直到有一天，招聘骑手的广告下沉到了临泉县城里，她就开始在本地跑起了外卖。"当骑手比较自由，只要给站长打个电话就能下线忙自己的事，"范菲菲现在跑三个班次，月收入是超市的2到3倍。"如果一个月赚不到6000，就感觉回来熬得很不值当。"她通常晚上10点下班，有时深夜到家两个孩子都睡着了。"但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饭，最起码孩子知道我在家，有什么事都可以找妈妈。"雨天时，范菲菲会提前收工。次数多了，女儿就知道一旦阴天下雨，就可以在睡觉前见到妈妈。范菲菲常在上早班时送女儿上学。女儿一年级时，外卖骑手在老家还很新鲜，小朋友投来的好奇目光让女儿有些不好意思。到了三年级，有同学对女儿说，"你妈妈好厉害，我叔叔们也干过这个，但都没坚持下来。"女儿后来把这话转述给范菲菲，言语里都是自豪。当互联网的影响从北上广深一路渗透到农村县城，骑手这个职业，也渐渐成为了留在本地“理想”的职业选择，尤其对返乡照顾孩子的父母。范菲菲刚跑单时老家只有2个女骑手，现在光她认识的就有五六个。在站点，她认识了另一位女骑手刘翠萍。在外打工十多年后，刘翠萍返乡成了家。她对过去轻描淡写，"我把不开心的都忘了，现在就觉得家里最好"。被骑手的“自由且高薪”吸引，刘翠萍自告奋勇送起了外卖。"起初家人觉得太危险，都反对。后来我赚了钱，也没耽误照顾孩子，他们也就接受了"。但4岁的小女儿想要更多陪伴。"她6点起床，总要先和我亲昵一会，再去幼儿园 "。这种亲昵有时还会变成"拦门大战"。为把妈妈留在家里，小女儿拦过家门、霸占过外卖箱子，有时候连电动车钥匙都要拔了藏起来，什么办法都想过。这种智斗几乎每周都会上演一次，刘翠萍总要哄着她，"我得出去挣钱给你买玩具，不如你把妈妈送出家门吧"。听到有玩具，小女儿就会骑上儿童车，两条小腿划拉着地面，把她送到路口。后来，小女儿也喜欢上了陪妈妈送外卖的感觉。一次，刘翠萍送餐时刚好带上了她，走到顾客门前时，小女儿坚持不让妈妈插手，要自己把餐交到顾客手里，"她特别有成就感，可高兴了"。对刘翠萍而言，骑手提供了多一种选择。她所在的临泉本地骑手群，已扩充到300余人， 其中不乏为陪孩子上学返乡的骑手，"回老家跑单是比外面赚的少了点，但一家人在一起，总比两地分居强。"而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普通人在生活里押注了最多希望的地方——孩子。04薪火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一样，住房和教育，也构成了临泉家庭的主要图景。他们盼着属于自己的小家，更渴望孩子拥有超越父辈的起点。彭中辉有两个孩子，女儿上二年级，儿子上四年级，成绩都在镇上名列前茅。他也想过要回乡发展，参与到他们的成长和教育中。但在房贷面前，在北京当骑手还是更赚钱的工作。今年暑假，彭中辉终于兑现诺言，带儿子看了大海。那阵子台风裹挟暴雨，他们不敢跑太远，就在上海周边玩了整整一周。"他很早就想去看海，我说可以，但是得拿奖状换。"后来，儿子得了好几次奖，但总是因为疫情的反复没能成行，彭中辉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彭中辉老家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的奖状去年中秋回家，他想了个"娱乐方式"来补偿对孩子们的歉意。趁着下午人少，他带着两个孩子来到超市。"给你们每人30秒的时间，超市里的零食随便拿。"他还叮嘱孩子，"别拿大件，耽误时间，也别撞到人。"结果孩子们也聪明，一上来先把"每人30秒"的时间讨价还价到"一共60秒"，然后把购物车往货架底下一摆，手往货架上一扫，就把整排东西揽了下来。一分钟之后，两个孩子足足装了两大车，花了600多块。"他俩高兴坏了，超市老板娘也乐坏了，笑着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客户。"细碎的日常生活里，是这一代幼年留守的临泉中年，对当年教育匮乏的遗憾。他们不希望自己木已成舟的现实，继续在下一代的人生中重演。确定性的收入，给了他们为下一代规划未来的经济基础。2020年高考前，临泉本地的电视台，直播了临泉一中清北学子交流报告会，刺激了很多家长的敏感神经。临泉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多，也让范菲菲也感受到了老家的教育压力，"小孩也挺惨的，赶上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临泉县城现在都是学生和陪读家长，"范菲菲所在的站点，有近八成骑手都在县城陪读。外出打工的铆足劲买学区房，留在家乡的则在教育上竭尽所能的投入金钱和精力，让孩子走出"留守-辍学-打工"的命运循环。范菲菲的女儿今年刚升四年级。一次家长会，她听说有孩子趁着暑假就已经把四年级的课本学了一遍，"我当时特吃惊，这也太激进了。现在压力就这么大，以后初高中怎么办？"话虽如此，她也给女儿报了数学和英语班，"老家对英语不重视，跟北京没法比。启蒙就比别人晚了，总得给孩子打好基础。"不只是学科教育，只要是在承受范围内，父母对教育的投入是不会设限的。走到临泉县城的街道上，舞蹈、绘画、书法等兴趣班的招生广告铺天盖地。这给范菲菲一种心理暗示——谁家孩子不去，就容易被落下。"小时候爸妈出去打工，孩子都是放养的。到我们这一代，社会跨度特别大，但知识无论到哪儿都是有用的。"几年前，范菲菲经过女儿学校的展示墙，看到里头"五好少年"的表彰，心里满是羡慕。今年再去，她发现女儿也被表彰了，"这事说大不大，但就是有成就感。我女儿也成了大家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为了让孩子外向起来，范菲菲还给女儿报了播音主持班，每年3000多的学费。女儿坚持了4年，也考过了四级。"我不为别的，就想让她自信外向一点，承受打击的能力也更强点。"儿子在写作业，范菲菲在陪女儿练习播音主持"想要走进大城市，学习也许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却是唯一能支付得起的捷径。"范菲菲表示。彭中辉也给女儿报了兴趣班。女儿喜欢跟着电视一起跳舞，彭中辉就给她报了拉丁舞。每周末一次课，一年学费1700。"我没想着让她当舞蹈演员，就是想让她多学点，多元化发展。""女儿来北京的时候，我让她跳舞给我看看。她不，害羞。但你要让她上台表演，她就啥也不怕。"彭中辉手机里存着女儿的舞蹈视频，想念她的时候就翻出来看一看，"那时她刚学二十天，就站C位了，我看着特自豪。"

彭中辉的女儿在上舞蹈课

他们的初衷很朴素——不想孩子重蹈覆辙，只能靠干苦力拿到去大城市的车票。而教育就是下一代改变命运的出路。05尾声中国有3.76亿流动人口，他们往往面目模糊，活在统计数字里，处在主流叙事外。骑手这份工作，在以往环境恶劣、充斥欠薪低薪的选择之外，提供了另一种“自由且确定”的选择。对沉默的大多数而言，多一种选择就多了一种可能，一种生活的希望。在一个巨大的折叠现实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讲不出读海德格尔的稀缺故事，只是在一些平凡的日常里获得生活的慰藉和意义。范菲菲在老家送起了外卖，把多出来的时间用来陪伴孩子的成长；刘翠萍依然在凌晨跑夜班，但小女儿已逐渐懂事，每次看到路上有车剐蹭，都会叮嘱妈妈骑车时要小心。王文广最近发现，5岁的女儿变得独立了，"以前挑食不爱吃饭，现在能吃一大碗，还知道自己洗脸刷牙"。那天，女儿上完绘画班，给他展示了自己的杰作，上面是用蜡笔画出的一家三口。彭中辉还在大城市奔忙，每天都倒数着老家新房的交付日期。刚过去的冬天，儿子过完了在老屋的最后一个生日。他头戴寿星帽，穿着新衣服——上面印有特意挑选的“读书人”logo。彭中辉在视频电话里给孩子唱完生日歌，看着儿子低头许了愿。他知道，那一定和一家团聚有关。这些朴素而鲜活的片段，却是他们做骑手之前可望不可即的生活。发生在临泉骑手身上的变化，也在改变着更庞大的打工群体。在那些归属地来自安徽、河南、河北、贵州的电话号码和一声"外卖到了"的背后，骑手们也在实现着自己的愿景。契诃夫说，"生活自会消化一切。"互联网重塑了雇佣的形式，但没有改变生活的内核。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庞大务工群体，在大时代的变迁中，找到新的轨迹，改变了贫困的境遇，更给了下一代打破既定命运的希望。在统计学的巨大帷幕之下， 这些被抽离出的个体，浓缩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